一次，笑声是松弛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还有鳝鱼。”瞿蕴灵也笑，“鳝鱼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食材。它没有什么可以大口嚼的肉，理起来又麻烦。甚至连同属东亚饮食圈的日本和韩国，也没有那么普遍地吃它。可是两岸的餐桌上，对鳝鱼都有很高的需求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说，南京人爱鳝糊，江淮地区有炒兜，湖南湖北有鳝鱼粉和鳝鱼火锅，台湾有台南鳝鱼意面。细细长长的一条鱼，钻过水田、沟渠、市场、砧板和锅气，在不同地方被成完全不同的样子，却又让人莫名觉得熟悉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所以，我很难对台湾同学生出一种纯粹抽象的感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望向台下：“我不是先在地图上认识他们的。我是在一碗饭、一盘鳝鱼、一段老人终于重新见面的家族故事里，慢慢认识他们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话音刚落，礼堂左侧忽然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。

        主持人本来已经准备上台收尾，看见那只手，略微迟疑。毕业演讲并没有正式问答环节，但这所大学最不缺的就是临场提问，也最喜欢把礼貌伪装成挑战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是一位台湾学生，他站起来，穿着黑色学位袍，声音清晰，甚至称得上冷静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瞿博士，谢谢你的演讲。你刚才说，你因为家族经验和食物，对台湾同学有亲切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顿了顿：“那我想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：作为大陆人，你怎么看待台海问题？”

        这句话像一枚细小的针，刺进了礼堂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人下意识看向院长，有人看向台上的瞿蕴灵，也有人看向那位提问的学生。政治学院的人太懂这个问题的重量了。它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一片雷区。任何一个词都可能被截取、解释、放大、归类。

        瞿蕴灵没有立刻回答，她沉默了一下。那沉默并不长，却足够让所有人意识到：她不是没有听懂，她是在决定要不要把答案说得诚实。

        过了几秒，她把讲稿合上，放到一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研究的，就是岛屿住民的生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的声音比刚才更轻，也更慢：“所以我可能不能用一个战略词汇来回答你。因为对我来说，台海不是首先由海峡中线、舰队、选举周期或者国际关系模型构成的。它首先由人构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看向那位台湾学生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的叔祖父是我的亲人。虽然在我出生之前，他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。虽然我和他之间隔着历史、政权、语言习惯、通信中断的几十年，甚至隔着我们家族里许多已经来不及问出口的问题。可是，他依然是我的亲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礼堂里没人说话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希望我的亲人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能够安康、幸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的声音响彻讲堂，却又停了停，才继续：

        “而一个人能够安康、幸福的前提，往往是这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权和决定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提问的台湾学生抬眼看着她，瞿蕴灵没有躲开他的目光：“所以，对于台海问题，我其实没有话语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句话让台下许多人微微一怔，她继续说：“真正的话语权不在我这里。它在我叔祖父那里。在那些每天买菜、上班、种田、开店、赶捷运、照顾小孩、祭拜祖先、担心房贷、关心台风路径的人那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或者说，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手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