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转离开了那栋楼，沿着人行往前走，走过几棵行树，树干上刷着白灰，在灰暗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眼。

车轮胎，在风里晃来晃去，发出一声声沉闷的磕碰声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走到开发区主干上。路面坑坑洼洼的，有一段正在修路，黄色的路障和彩旗把半条车围了起来。那家她常去的小卖还在营业。老板换了，不是以前那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了，换成了一个六十来岁的老。老坐在门口一把折叠椅上晒太阳，跟前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，收音机的外壳已经磨得发白了，天线上用铝箔纸裹了一节。收音机里正放着评书，一个沙哑的嗓音正在说单雄信的故事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偶尔夹着电的滋滋声。她走进小卖拿起一瓶农夫山泉，回过来的时候老好像动了一下，但没站起来。她掏出两块钱放在柜台上，说了一声「老板，水」。老抬了抬眼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那两块钱，嘴里糊糊地说了句「两块钱」，然后继续听评书，没有抬再看她第二眼。她把水装进口袋里，走出小卖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。水的味跟三年前一样，一种淡淡的矿物质味，说不出来有什么特别，但她记得这个味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走到松江宾馆门口。那栋十二层的建筑还是老样子，外墙贴的白色瓷砖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发黄了，有几块掉了，出底下灰色的水泥。门前的泉没有开，干涸的池子里积着几片落叶――梧桐叶，黄色的，卷起来的，被风到一个角落里堆在一起。泉中间有一座水泥雕塑，三个海豚着一个球，海豚上的蓝色涂料已经褪了大半，变成了一种灰蓝色，海豚的眼睛原本应该是红色的，现在只剩下两个凹坑。她站在对面的路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。她在那里面接过太多客人――林局长、孙长、魏长、赵老板和钱总――她甚至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个了。有的人她记得名字，有的人她只记得上的味――有一个男人每次来都喝酒，酒气混着一种烈的古龙水，闻起来像打翻了一瓶劣质香水。还有一个男人不说话，从到尾一句话也不说，办完事穿上衣服就走，走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她一眼。这些人现在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，有没有被抓，她一概不知。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不会再出现在松江宾馆的房间里了。她看着宾馆的大门，想起了第一次走进那里的时候穿着赵总买的连衣裙，白色的，裙摆到膝盖上面一点，领口开得很低。那天她心里又紧张又兴奋，觉得这扇门后面的东西将会改变她的人生。它确实改变了――但不是她以为的那个方向。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赵总后来怎么样了，她不知，也不想知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走到王姐那栋破旧的居民楼跟前。六层，灰色外墙，墙脱落了一大片，出底下黑色的防水层。楼口的铁门已经坏了很久，半开着，门轴生锈了，推拉的时候嘎吱嘎吱响。她曾经住在四楼，左手边的那一间，窗朝北，冬天冷得像个冰窖。现在那扇窗被木板封住了，木板上钉着几锈迹斑斑的铁钉。外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白色「拆」字，圈在一个红色的圆圈里，圆圈画得不太圆，有一边歪了，是一只被打歪了的眼睛。她站在楼下抬看了片刻。三年前她每一天都站在那扇窗前看着楼下，不知该往哪里走。那时候楼下的街上总是有人来来往往，有卖水果的推车停在路口，有小孩在空地上踢球，有老太太搬了小板凳坐在楼门口择菜。她站在窗后面看着这些人，觉得自己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现在她站在楼下，看着那扇已经被封起来的窗，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。那栋楼还在，但她已经不是当年住在里面的人了。她甚至没有上楼去看一眼的望――上去了又能怎么样呢，门锁了，钥匙也许早就被她扔在哪里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离开松江宾馆门口，穿过路，沿着一条斜巷走到了江边。

        松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，江面宽阔，水平缓，像一条灰绿色的绸缎铺在大地上。对岸的建筑群在午后的阳光中显出模糊的轮廓，有的房在反光，星星点点的，像有人在那些房子上撒了一把碎玻璃。江堤是新修的，水泥路面很平整，每隔几米立着一路灯，灯杆的白色油漆还泛着新漆的光。她站在江堤上，双手撑着栏